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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新逻辑NO.25作者:邓新华本期硬逻辑:1、人力成本低不是优势,效率的不断提升才是优势。2、中国人工资提高,并不会使人们的竞争力降低,需要担心的仅仅是那些抑制人们提升效率的因素。著名经济学者周其仁教授最近在某基金的会议上发表演讲《突围记》,广为流传。周教授认为,中国开放以后,因为人力成本低,具有“成本领先”的优势,或者“穷就是竞争力”,这使得发达国家的资本流向中国,中国经济发展起来了。与此同时,发达国家的一些行业失去了优势,美国出现了“锈带”。现在中国人力成本也高起来了,印度、越南人力成本更低,它们学习中国的开放,中国“就被围住了”,要突围。周教授给出的突围的方法,比如坚持开放、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创新等等,当然是对的。然而,这篇流传颇广的文章,在对经济学原理的运用上,却是错误的。错误的核心,是“低人力成本优势”。“低人力成本优势”符合人们的直觉。直观地看,企业总是在寻找成本更低的地方,所以人们容易相信“低人力成本优势”成立。然而,如果深入到经济逻辑中看,就会明白周教授这种说法是搞反了因果关系。实际上,恰恰是因为一个地方的人力没有竞争优势,才会工资低,而不是工资低了,于是有了优势。一个地方的人力没有竞争优势,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劳动者由于知识、技能的不足,自身的效率不高,二是其他因素阻碍了劳动者发挥效率。举个例子,改革开放之前不准摆摊,后来允许摆摊,个体户收入远远超过一般人,这并非因为个体户的个人技能突然有了提高,而是因为阻碍他们发挥效率的因素被部分地去除了。单看人力成本,并不能确定是不是优势,还得结合效率来看。周其仁教授也懂体制性交易成本对人的效率会起到抑制的作用,但低人力成本是效率被抑制的结果,既然效率被抑制,又何来“成本领先”的优势呢?周教授是自相矛盾的。中国实行对外开放以后,外资企业为什么进来?表面上,它们是看中了中国的低人力成本,实际上,它们看中的是,随着中国的经济体制越来越改进,人力资源的效率有很大提高的空间。周其仁教授为了说明他的观点,打了一个比方:“这个世界就是两个海平面,发达国家有资本、有技术,为什么一开放它们就哗哗哗地往中国来?因为边际报酬率不同,一个经济体拥有某一个要素越多,它的收益率就越低,要是落到这个要素相对稀缺的地方,回报率就高了。”周教授的这个比方显然是和现实不符的。中国东、南部沿海和西、北部相比,可以说也是两个海平面。东、南部有资本、有技术,西部、北部人力资源价格低廉,西部、北部对东部、南部的资本是开放的,然而资本和技术并没有蜂拥向西部、北部,反倒是西部、北部的人越来越往东部、南部迁移。当然,周教授也许会说,国际间人力流动受阻,所以只能资本流向人力成本低的地方。但是,如果一个地方不消除人们提升效率的体制性因素,它再怎么开放,人力再怎么低,也不会吸引到多少资本。改革、开放,缺一不可。单开放不改革,没多大效果。当中国人的收入普遍提高之后,中国人力资源的竞争力是更强了,还是更弱了?很显然,是更强了。或者说,是因为人们的效率更高了、竞争力更强了,所以收入才普遍提高。随着中国人收入的持续提高,外资也长达几十年不断涌入中国,这也证明了所谓的“低人力成本优势”是不成立的。从这个角度看,所谓的印度、越南以低成本“围”住中国,实际上是不成立的。因为在市场上,价格只是结果,对人力的定价必然是依据人力的效率而来的,高收入自有高效率,完全不必担心其他国家低人力成本的竞争。从个人的角度来看也许更容易明白。如果你效率提高,工资也提高,你会担心效率不如你的人用低工资跟你竞争吗?不是说不需要担心外资流失,但是,要明白,外资流失不是因为人力的价格上升。真正需要担心的是抑制人们提高效率的各种因素增多,尤其是各种干预、管制。诸如深圳这样的城市,人力收入很高,深圳人需要担心西部地区或者越南、印度的低工资竞争吗?完全不用担心。深圳只需要继续保持市场化程度不断提升,就肯定会吸引更多的资本、更多的人力资源流到深圳。美国就是一个好例子。美国人从19世纪以来长期的高收入,都没有影响到美国工业的竞争力。美国后来为什么出现“锈带”?不是因为美国工人工资太高了,而是因为各种管制、干预越增越多,使得美国工人效率提升的空间太小。比如工会、劳动合同管制、高税收、凯恩斯主义等等。实际上,中国工人收入的提高,本应使美国工人收入更高,因为分工范围越广、合作伙伴越多,人们的效率就越高,原来效率就很高的,也可以效率升级。美国出现“锈带”,不是因为全球分工、低成本国家竞争造成的,而是美国经济自身失去调整的灵活性造成的。如本文开头所说,周其仁教授也是赞同减少体制性交易费用的,大方向没问题。但是周教授说“这40年来我们只学会了一个成本优势”,是完全看错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优势,从来就不是什么人力“成本领先”的优势,而是人力效率不断提升的优势。关键在于,中国要明白自己做对了哪些,做错了哪些,才能继续维持这个优势。周其仁教授还讲了用创新来突围。实际上,企业自身的创新动力非常强劲,不需要外人来督促。不仅经济不好时企业会努力创新,经济好时,企业同样会努力创新。创新就是企业的天性,而不仅仅是“突围”的需要。但是,创新需要良好的市场经济的环境,而这需要多方努力,不仅仅是企业的事。财经新逻辑:用坚实的经济逻辑解释真实的世界。中国经济的美好未来建立在每一个网友的理性选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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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其仁 资料图

在世界经济共同面临增速下滑的背景下,中国经济的独特挑战在哪里?面对特殊的“中国式挑战”,2017年中国经济如何突围?

本文源自财经新逻辑

2017年1月18日上午,着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经济学教授周其仁在深圳创新发展研究院主办的“智库报告厅”中,向数百名听众发表了题为《改革突围、创新突围——2017年的中国经济》的演讲。

作者:邓新华

从“外部依赖”到“内部平衡”

着名经济学者周其仁教授最近在某基金的会议上发表演讲《突围记》,广为流传。周教授认为,中国开放以后,因为人力成本低,具有“成本领先”的优势,或者“穷就是竞争力”,这使得发达国家的资本流向中国,中国经济发展起来了。与此同时,发达国家的一些行业失去了优势,美国出现了“锈带”。现在中国人力成本也高起来了,印度、越南人力成本更低,它们学习中国的开放,中国“就被围住了”,要突围。

刚刚在深圳走访了数十家企业的周其仁表示,自己在深圳的两周调研里“看了一些很有意思的公司”,对中国科技创新模式形成一些新的想法,并希望跟社会各方展开探讨。

周教授给出的突围的方法,比如坚持开放、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创新等等,当然是对的。然而,这篇流传颇广的文章,在对经济学原理的运用上,却是错误的。错误的核心,是“低人力成本优势”。

在提出自己的观点之前,他先简略分析了中国经济当下的处境与挑战,指出跟全球经济增速放缓的背景相比,“中国挑战”的特殊之处在于“从一个很高的速度往下走”:相比2007年一季度高达15%的年化增长率,2016年预计6.5%左右的GDP增速下滑了一半多。

“低人力成本优势”符合人们的直觉。直观地看,企业总是在寻找成本更低的地方,所以人们容易相信“低人力成本优势”成立。

在这一“高速刹停”的状态下,原有的经济和产业发展模式“会有很大的惯性”,也因此而在社会经济各个方面都会感受到“过去没有遇到过的挑战”。

然而,如果深入到经济逻辑中看,就会明白周教授这种说法是搞反了因果关系。实际上,恰恰是因为一个地方的人力没有竞争优势,才会工资低,而不是工资低了,于是有了优势。

尽管高速增长阶段作为“历史的一页”已经翻过去,但他并不认同国际上几起几落的所谓“中国经济崩溃论”,并指出对中国经济过去数十年间的增长与变化,要放到全球格局的变化中去理解。

一个地方的人力没有竞争优势,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劳动者由于知识、技能的不足,自身的效率不高,二是其他因素阻碍了劳动者发挥效率。举个例子,改革开放之前不准摆摊,后来允许摆摊,个体户收入远远超过一般人,这并非因为个体户的个人技能突然有了提高,而是因为阻碍他们发挥效率的因素被部分地去除了。

周其仁教授用一个简化模式比较了“富有经济体”和“贫困经济体”在打通国际经济贸易壁垒后所发生的变化:在富有经济体内的资本和科技要素,由于为更广阔的市场服务而价值迅速提升,由此诞生了美国经济中的“华尔街”和“硅谷”两大代表性现象;与此同时,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凭借着自身庞大的劳动力优势,在与技术、资本结合过程中迅速提高自身的“学习曲线率”,从初级产品开始向中高级产品市场迅速扩张,由此形成了对“富有经济体”内劳动力阶层的竞争与替代。

单看人力成本,并不能确定是不是优势,还得结合效率来看。周其仁教授也懂体制性交易成本对人的效率会起到抑制的作用,但低人力成本是效率被抑制的结果,既然效率被抑制,又何来“成本领先”的优势呢?
周教授是自相矛盾的。

“这个格局其实不是什么人都能看清楚的,”他指出包括近期在国际经济学界走红的《21世纪资本论》作者在内的许多观察者,在看到全球化让发达国家收入差别两极分化日趋严重的同时,却忽略了全球化现象的另一面——包括中国和印度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两大“经济体”之间收入差距在缩小。

中国实行对外开放以后,外资企业为什么进来?表面上,它们是看中了中国的低人力成本,实际上,它们看中的是,随着中国的经济体制越来越改进,人力资源的效率有很大提高的空间。

在周其仁看来,全球化整体上是提高了人类总生产力,同时形成全球劳动者收入趋同的大趋势,但由于其间不同市场与阶层相对竞争力的变化,在具体分析中又是一个“有输有赢”的复杂局面。在这一复杂的动态演化格局中,关系到近期中国经济下行的经济学解释,则来自一个重要经济学理论:动态比较优势理论。

周其仁教授为了说明他的观点,打了一个比方:“这个世界就是两个海平面,发达国家有资本、有技术,为什么一开放它们就哗哗哗地往中国来?因为边际报酬率不同,一个经济体拥有某一个要素越多,它的收益率就越低,要是落到这个要素相对稀缺的地方,回报率就高了。”

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是指在自由贸易条件下,资源条件不同的国家通过集中生产各自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并通过贸易“互通有无”,能够形成整体利益最大化的“多赢格局”。但周其仁教授指出,美国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萨缪尔逊在去世前提出一个新的理论框架:动态比较优势理论。

周教授的这个比方显然是和现实不符的。中国东、南部沿海和西、北部相比,可以说也是两个海平面。东、南部有资本、有技术,西部、北部人力资源价格低廉,西部、北部对东部、南部的资本是开放的,然而资本和技术并没有蜂拥向西部、北部,反倒是西部、北部的人越来越往东部、南部迁移。

所谓“动态比较优势”,实际上对应的场景正是中国人所熟悉的“产业升级”:本来我做袜子,你做飞机,大家靠贸易各得其所。但突然有一天我不想做袜子了,我也要造汽车、造飞机,而且随着学习曲线的提升造得比你还好的时候,你怎么办?

当然,周教授也许会说,国际间人力流动受阻,所以只能资本流向人力成本低的地方。但是,如果一个地方不消除人们提升效率的体制性因素,它再怎么开放,人力再怎么低,也不会吸引到多少资本。改革、开放,缺一不可。单开放不改革,没多大效果。

周其仁认为,这也是今天中国经济所面对的现实处境:随着不断产业升级而形成的“动态比较优势”持续,国际化产能日益集中在中国,并形成持续多年的贸易顺差。在这种情况下,感觉自己利益受损的国家只能通过“经济以外的规律”寻找平衡:贸易摩擦、市场壁垒甚至国际紧张关系由此而生。

当中国人的收入普遍提高之后,中国人力资源的竞争力是更强了,还是更弱了?很显然,是更强了。或者说,是因为人们的效率更高了、竞争力更强了,所以收入才普遍提高。

与此同时,长期依赖外部贸易顺差增长的中国经济本身也体现出日益明显的脆弱性:在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之后,2009年中国外贸增幅下跌近30%,“当年为什么要出4万亿政策救急?正因为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周其仁表示,全球外需的长期收缩,决定了中国经济只能从内部增长的“突围”中寻找新的平衡。

随着中国人收入的持续提高,外资也长达几十年不断涌入中国,这也证明了所谓的“低人力成本优势”是不成立的。

“一定要改到体制成本再降下来为止”

从这个角度看,所谓的印度、越南以低成本“围”住中国,实际上是不成立的。

在将目光从外部市场扩张回到内部经济增长时,周其仁注意到,随劳动力、土地和能源等几乎所有市场要素价格在过去十余年间快速增长的同时,另一个关系到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关键成本:体制成本,也划出了一条从前期快速下降到近年抬头回升的曲线。

因为在市场上,价格只是结果,对人力的定价必然是依据人力的效率而来的,高收入自有高效率,完全不必担心其他国家低人力成本的竞争。从个人的角度来看也许更容易明白。如果你效率提高,工资也提高,你会担心效率不如你的人用低工资跟你竞争吗?

这一从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科斯的“交易成本”理论演化而来的经济学概念,在经历了从张培刚、阿罗到张五常的多位经济学家研究与拓展后,最终形成了周其仁所定义的“体制成本”:整个经济体系运行中的制度性成本。

不是说不需要担心外资流失,但是,要明白,外资流失不是因为人力的价格上升。真正需要担心的是抑制人们提高效率的各种因素增多,尤其是各种干预、管制。

从这个角度来回顾过去三十多年的经济发展,才能真正看出中国经济体系不同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独特演化路径与竞争优势:如果只是劳动力便宜的话,30年前中国更便宜,现在非洲和拉美等国家依然便宜,为什么没有形成今天中国独具的“全球化制造”能力?

诸如深圳这样的城市,人力收入很高,深圳人需要担心西部地区或者越南、印度的低工资竞争吗?完全不用担心。深圳只需要继续保持市场化程度不断提升,就肯定会吸引更多的资本、更多的人力资源流到深圳。

提出问题的周其仁同时给出了自己的答案:中国经济今天在全球经济格局中的独特优势,正在于把一个贫穷的“封闭系统”变成了一个“开放系统”——正是在“系统开放”推动的“组织创新”中,“封闭体系”下的劳动力才得以变成“开放市场”中的产品竞争力,而这一产品竞争力的不断提升,则有赖于体制改革和组织创新所带来的“体制成本”持续下降。

美国就是一个好例子。美国人从19世纪以来长期的高收入,都没有影响到美国工业的竞争力。美国后来为什么出现“锈带”?不是因为美国工人工资太高了,而是因为各种管制、干预越增越多,使得美国工人效率提升的空间太小。比如工会、劳动合同管制、高税收、凯恩斯主义等等。

回顾中国经济过去30年的发展:从“八亿农民搞饭吃”还吃不饱,到“包产到户”改革解放了空前规模的农村农动力;而在解决“劳动力过剩”难题的过程中,又出现了早期乡镇企业为代表的民营企业崛起;随着企业生产效率的提高,“过剩产能”又逼着中国企业借助WTO协议冲进国际市场……

实际上,中国工人收入的提高,本应使美国工人收入更高,因为分工范围越广、合作伙伴越多,人们的效率就越高,原来效率就很高的,也可以效率升级。美国出现“锈带”,不是因为全球分工、低成本国家竞争造成的,而是美国经济自身失去调整的灵活性造成的。

在周其仁看来,中国经济的发展正是在“一环改革解放一个生产力”,在生产力解放后的挑战又推动下一轮改革的一波波“改革开放”大潮推动下走到今天。也正因为如此,他强调中国经济在全球市场格局下的竞争优势,并不完全是早期劳动力便宜等“固定成本优势”,更是建立起一个学习型“开放系统”,并不断降低内部制度成本的“体制优势”。

如本文开头所说,周其仁教授也是赞同减少体制性交易费用的,大方向没问题。但是周教授说“这40年来我们只学会了一个成本优势”,是完全看错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优势,从来就不是什么人力“成本领先”的优势,而是人力效率不断提升的优势。关键在于,中国要明白自己做对了哪些,做错了哪些,才能继续维持这个优势。

让他感到担忧的是,在过去几十年中不断下降的制度成本,在近年开始出现回升趋势。

周其仁教授还讲了用创新来突围。实际上,企业自身的创新动力非常强劲,不需要外人来督促。不仅经济不好时企业会努力创新,经济好时,企业同样会努力创新。创新就是企业的天性,而不仅仅是“突围”的需要。但是,创新需要良好的市场经济的环境,而这需要多方努力,不仅仅是企业的事。

周其仁在调查中发现,这些大大小小的“制度成本”,许多是在“经济过热”期间为了调控而出台的“刹车政策”;但随着经济由热转冷,这些被塞到行政管理体系里的“刹车片”,却依然在整个经济体系中发挥着不合时宜的“制动功能”。

“我们的行政体系要向电脑学习。”周其仁表示他曾向有关领导提过意见,行政体系中的政策文件应该象电脑软件一样,做到“一键装入”、“一键卸载”。否则这些小“刹车片”最终会变成严重影响整体经济效率的“体制摩擦系数”。

与此同时,对共享经济等新经济观念的不理解,加上日益庞大的既得利益群体的阻碍,也令包括滴滴打车这样的新型高效经济形态,面临着从同行到监管部门各方阻挠,难以形成经济发展中的“新兴力量”。

周其仁教授形象地将中国目前在全球市场中的状况比喻成“三明治”——夹在发达国家与新兴发展中国家之间,一方面不具备发达国家的前沿技术,一方面市场成本大幅上升,与新兴发展中国家相比已不具备优势。

对此周其仁提出,降低“体制成本”首先要“主动发起一轮一轮的深化改革”,其次要靠企业推动的科技、组织和观念创新,在政府和企业的共同努力下,把迅速上升的“成本曲线”往右推:以新的市场和产品不断替换失去竞争力的“旧经济”体系。

“体制改革一定要改到把体制成本再降下来为止,”周其仁强调,“我们的经验已经证明,体制成本降,经济就会很好地发展;体制成本上升,整个国家经济就会被拖住。”

深圳经验:打通“上三路”与“下三路”

今天推动体制改革的难处在于:一方面缺少“危机推动改革”的压力与动力;另一方面包括许多发达国家在内部出现封闭和倒退的思潮;最后是日益庞大的既得利益难以通过“改革置换”退出。面对这三大挑战,周其仁再次提出“创新性思维”的重要作用。

从“政府创新”的角度,他举出了美国纽约城市管理从1916年通过全世界第一部“城市法案”,到1961年对建筑规划管制进行重大修订的案例,指出纽约在城市建筑管理过程中,通过引入市场化的“激励性管制”机制,令纽约的城市建设和居住生态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他认为这一政府管制理念的变化,对中国社会经济体制的进一步改革“很有启发”。

与此同时,他以以色列为例,指出这个“一半是沙漠”的国家居然成为欧洲的“菜果厨房”,靠的不是自然资源,而是发明创新——在特拉维夫和海法的片隅之地,养育了800万人和7千家创业公司,并成为硅谷内国际科技巨头们最重要的研发中心之一。

周其仁由此指出,中国经济“突围”的第二个方向,正是通过企业创新来突破全球经济增长停滞的“新僵局”:正如熊彼特在其经济增长理论中所指出的那样,只有“创新才能带来持续的经济增长”。

在这一方面他尤其重视“深圳经验”,因为“真正能承担创新创业的不是每一块土地,每一个人,要聚到一起”——而深圳正是中国乃至世界创新要素最为密集的“热土”之一。

他谈起去年6月到美国硅谷和波士顿调研时的感受,在两地大学周边的地图上,密密麻麻地布满了几万家初创企业,而这些企业的研究团队们,正十几年如一日地推进着从“火星移民”、超高速列车到盲人视觉技术在内的诸多“异想天开”的研究。

这一“百无禁忌想,脚踏实地做”的创业精神,给了周其仁很大的冲击,也让他重新开始思考科技创新的本质,“什么叫技术?技术就是为实现现有目的,而采用新的原理来解决问题”。

周其仁提到他在此次深圳调研中的一个感受:如果把创新分为原理创新、技术创新和产品创新三个层面的话,过去几十年中深圳与中国的创新模式都是“从下往上”——因为市场需求的发现,而引发对相关技术和基础原理的研究创新。

此次他在深圳的调研中,他非常高兴地看到了“从原理往下打”的苗头:无论是基因工程领军企业华大基因,还是显示技术革命“破局者”的柔宇科技,都是先从学术论文上实现“原理突破”,再进入具体的技术发明与产品市场开拓的过程。而他们在此次调研中接触到的许多企业“想法非常大,敢想”,正是他在美国考察时接触到的“要为人类解决某个重大问题”的创新思维模式。

而这也正是周其仁所希望看到的创新模式变化,因为“中国这么多人,这么多聪明的头脑,在人类新的原理发现方面,也应该做出跟我们人口比较靠近的贡献”。更加重要的是,在他看来,“上三路”与“下三路”都能打得开,才是中国这样的经济大国所应有的“创新格局”。

“深圳应该跟世界最先进的城市和创新区域‘对标’,”在回答南方周末记者提出在经济持续高速增长背景下,深圳如何保持创新活力与生态的问题时,周其仁指出,深圳已经是全球创新网络中的一个关键“节点”,其创新成果未来一定会外溢到更广大的地区,因此应该更有

使命感,不能“小富即安”,要定下一个“跳一跳才能够得着的”社会经济发展目标,才能推动政府、社会和科技创新继续往前走。

同时他还表示,要对深圳的“创新经济体系”持久调查下去,把深圳经验引入中国向全球“创新强国”转型的突围之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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