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奋斗在韩国》援引韩媒报道,据统计,韩国每10户高龄者家庭中,就有3户家庭为一人家庭。据韩国统计厅26日公布的《2017高龄者统计》数据显示,以去年为准,家庭户主年龄超过65岁的高龄者家庭有386.7万户。其中,33.5%的家庭为一人家庭,较前一年增加7万户。就健康和生活费问题,55%的高龄独居者认为自己的健康不好,41.6%的人需自己解决生活费。而生活费来自年金和退休工资,其次分别是劳动所得和事业所得。去年,高龄独居者就业人数为44.2万多人,比前一年增加13000多人。另外,今年韩国年龄超过65岁的高龄者达707万余人,逼近全体人口的14%。统计厅预测,截至2060年,高龄人口将增至全体人口的41%。相关阅读:美国投资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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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发达国家特别是日本、韩国,相继出现不寻常的高龄犯罪趋势,这在高收入经济体里格外引人注目,因为这违反所谓的犯罪生命周期理论:

2010年4月19-21日,第16届东亚地区人口老龄化专家会议在上海社会科学院举行。此次会议由上海社科院、上海市人口计生委、日本老龄化综合研究中心主办,来自日本、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共30位专家出席会议。

即犯罪行为在青少年时期达到顶峰,随着年龄增长而逐渐下降。

上海市人口计生委指出:当前上海人口老龄化呈现三个显著特征,一是独生子女父母老龄化,大批独生子女父母将陆续进入老龄时期;二是空巢化,纯老家庭或单身独居老年人不断增加;三是高龄化,高龄老年人越来越多。谢玲丽主任强调,人口老龄化将成为上海“十二五”和今后较长时间内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要探索构建积极的、低成本的、可持续的健康养老模式,把改善人口结构、应对人口老龄化作为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战略重点;要加强规划引导,促进养老服务资源合理配置;要加快探索建立老年护理保险制度;要充分发挥人口计生工作的网络优势,开展形式多样的养老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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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会专家就少子老龄化、老年人的社会阶层与健康状态、老年劳动者就业、高龄者社会参与等国际社会所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展开深入交流和研讨。

日韩老人犯什么罪

依照日本官方资料,近年来,每年约有22万多人被起诉,其中高龄者约4万7,000人,占了近21%。

高龄者触犯刑法的人数虽是近十年来新高,也是20年前的3.7倍,但犯罪成长幅度相对稳定,大约每年增加1~2%。

韩国老人犯罪也有大幅成长趋势。

根据韩国政府报告,同一时期,其它年龄组的犯罪率下降或保持稳定,但唯独65岁以上犯罪数增长约12%,而同时期老年人口增长率则为9.6%。

日本老人们主要犯的是窃盗罪,约占整体七成,窃盗向来是日本刑事犯罪的最大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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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十多年来窃盗罪整体比例不断减少,近年来更是二战后最低纪录,但高龄窃盗犯罪却创下新高。

有别于日本老人多集中于窃盗罪,韩国老人的罪行较为多样,最多的是暴力犯,占18%,包括家暴、恐吓胁迫等;再来是非暴力犯(包括诈欺、伪造文书)近17%,窃盗只有5.7%。

引起注意的还有服刑人数,日本60岁以上的受刑人约占总服刑人数的两成,这已是20年前的4.2倍,其中女性高达9.1倍,绝大多数都是在商店顺手牵羊。

老人们的再犯率也较一般更生人为高,前者有70%,后者约为5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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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的经济动因

比起一般更生人因为走投无路或难忍诱惑而再度犯案,老人们看待监狱似乎有不同的观点。

部分苦于生计的老人认为,监狱可确保他们餐宿无虞,虽然失去自由,但在外的生活也不见得多好。

甚至对一些独居者来说,狱中还能认识牢友,至少有人可说话,不至于孤独死去。

根据日本年长服刑者的背景分析,约27%的亲人不是卧病就是过世、21%与家族几无联络、15%与配偶交恶导致缺乏生活费。

原来他们应可藉由社会福利系统援救,却因自己拒绝、被人遗忘或是弱势背景,转由既不治标也不治本的刑罚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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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年纪一大,身体就会有问题,60岁以上的犯人有近14%有失智症,换算人数约9,700人。

这意味狱警的功能不只是戒护,还可能要提供照护,政府还得提拨医疗预算做特殊处置。

如日本监狱用于健康照料的预算为5.6亿日元,10年前这个数字是3.2亿,暴增主因是来自年长受刑人增加的需求。

打个比方:若老人偷窃100日元的面包,被判两年徒刑,日本监狱就要花数百万日元来矫正这100日元偷窃行为,可见判决的无奈与荒谬。

面对监狱福利化,变相成为养老中心,有人认为无论是从人权或效益来看,监狱绝对不是解决高龄犯罪的良方。

单从经济面而言,老人们或基于退休储蓄不足、医疗生活成本提高等因素,都可能诱使他们以身试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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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在这方面能做的预防措施极为有限,很难增加养老金或其他特殊补助,顶多就是平抑物价、协助再就业、改善长者雇佣条件等基本政策,效果也极为有限。心理与社会动因

在韩国,以杀人、故意伤害等重大案件来看,高龄犯罪增加70%,伤害事件则增加43%。

日本的情形虽然好一点,但暴力犯罪也从4%上升至12.4% 。

老人犯下谋杀、纵火等罪行,除了经济层面,高龄暴力犯罪增加的趋势,则与社会和心理因素比较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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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韩两国的独居老人在两到三成左右,人际隔离会削弱社会规范的约束力,以犯罪表达其抑郁。

独居可能是由于丧偶、离婚等因素,有针对日本老人窃盗罪的研究则指出,丧偶会减少老人犯罪的风险,离婚则会增加。

日本的离婚率虽低于西方,却更容易造成家庭关系破碎,这是基于文化的传统观点。

因为老年男性离婚后觉得他们被家庭抛弃,等于是一种污辱,故切断与家族成员的联系。

失去家庭可能减少社会约束,因而降低遏制犯罪的动力,韩国老人也有类似的情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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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应对越来越多的老人犯罪,日韩政府都推出一系列政策:

加强社区联系、医疗服务、生活技能培训、惩教设施再教育等。

但这些举措都非常基本,也运行多年,倘若真能奏效,高龄犯罪率早就降低了。

照此下去,以后的日韩年轻人恐怕得面对一个高龄化犯罪的社会。

如果没有解决方法,再过几十年,他们自己也有可能成为“监狱福利院”的一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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